张泛舟同志讣告

检察机关依法告知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安排专人为辩护人查阅案卷提供了帮助。

显然，这样的制度在封建时代可谓善制。因此，我们可以说，儒家的礼治既是国法之治，也是活法之治，而且特别强调活法的作用。

这里所说的民族精神、民族道德等都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两位法学家的名言均揭示了法律与民族文化之间的血肉联系，民族文化是法治的内生机制与内在动力，它赋予了法治的本质属性和外在风貌。国法指国家制定法，活法指除国家制定法之外的一切社会规则。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中也存在着一些合理成分，这与儒家仁道司法观影响有关。另外，法治既是国法之治，也是活法之治。法治与文化有密切关系，法治的基础就是文化。

……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君谓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特别是对我们祖先的文化传统，更应表示尊重，因为尊重传统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第四，立法者必须在某些情形下以缓和规则和过渡规则缓解干涉。

征用财产的补偿应相当于该财产当时的实际价值，可自由兑换，不得无故迟延支付。[24]唐晓晴：《论澳门地区法律中的索还权》，载于《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1期，2009年。新近的努力试图从常规与例外关系出发，认为自由权和对它的限制之间的关系，根据基本法，遵循了动态的常规－例外模式，在此，个人自由被作为常规，对它的限制作为例外，因为基本法既未明确，又未终局地规定何时出现例外，因此保障自由和限制自由的关系是动态的。如果可以期待自由流通，或规划可以在公有地上实现，或部分征收（如设定物上负担）足以实现目的，那么征收是不必要的。

[20]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有关事宜的通知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征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13条第1款早在1982年就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

因此就得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例外不能将常规排斥地超过例外为追求其目的所必要的程度。所以，无论是对财产权的确认保护性立法，还是有关征收私人财产的立法，都应该遵守比例原则，当然征收立法还应该遵守宪法（或宪法性法律）对征收所做的特别限制。[16]再从目的视角看，在有疑义时应假定法律追求适合事理的规整，宪法明定的基本权利就是为了使其得到保障，而不是限制，否则宪法中的这些基本权利规范是有悖常理而无意义的。法律必须确定满足权衡要求的赔偿框架，而行政机关也必须满足这个框架。

而就立宪者意志而言，当时宪法将公民基本权利放到国家机构之前，也是要突出先有公民权力，才有国家权力。第6条第1款规定：倘判给三年后，被征用的财产不用于导致征收的目的，以及倘已终止用于为该目的时，则有索还权……这些条款已将征收限定为适合公共利益（之特定目的）的需要，反映出比例原则中的适合性要求。两个地方政府对条例执行所发布的通知中，[20]都要求调换房屋不得低于最低面积标准，可以看做是在对条例第21条两种可能解释（调换房屋不做面积要求和做面积要求）之间，选择更利于被征收人从而使征收决定对其干涉更轻的解释，符合合宪解释的要求。[3]这里，法秩序并非干涉个人，而是为个人创造了行为的可能性，为个人创造了只有在其中个人才能自由的轨道。

[24]如学者所言，对私人财产的征用只能谋求公共利益，如果能证明存在假公济私，则不仅导致征用之非有效，而且有关的公职人员还有可能因滥用职权而承担刑事责任。[26]骆伟建：《论澳门基本法中的财产保护与公益征用》，载于《澳门大学法学论丛》，第3期，2006年。

[2]基本法之所以将财产权交由立法者来决定，是因为诸如婚姻、结社和财产权这些基本权，如果没有国家相应的规整——学说上称为塑造或具体化，根本不可能存在。所以，第13条第3款对国家的征收构成了制约，使得征收必须符合该款所列的前提条件。

为了改善经济结构或降低失业率而进行的征收，并且具有立法者对此的明确提示，就不仅仅增进私人利益。参考不意味着一定能够效仿，而是需要结合我国大陆和澳门的实际情况来探讨。如果征收后征收目的消失，原财产权人有权要求返还。第103条规定： 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保护私人和法人财产的取得、使用、处置和继承的权利，以及依法征用私人和法人财产时被征用财产的所有人得到补偿的权利。第二，立法者必须尊重有财产价值的物品或权利对财产权人的意义。只有为了公共福祉才允许征收。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14] Vgl. Andreas von Arnauld, Die normtheoretische Begründung des Verh?ltnism??igkeitsgrundsatzes, in: JZ 2000, S.276ff. [15]【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00-222页。

在一定情形之下组织听证会，并根据听证修改方案。张青波，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二、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 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强烈干涉或者是干涉财产权人自己工作的成果，或者是违背平等原则。

第二，征收法必须同时规定赔偿及其种类和范围。而且《澳门民法典》第1232至1234条也规范了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由此，澳门已经拥有比较完善的、深受葡萄牙源流影响的、对征收从（宪法性法律之外的）法律层面加以限制的制度体系。第四，确定征收之赔偿必须公正地权衡公众与当事人的利益。[26] 该法第2条第1款规定：在不妨碍下款规定，经试尽以私法途径取得的可能后，方可行使征用。

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当然，这不意味着给付尽可能高的征收补偿，而是在公正补偿的范围之内，考虑如何尽可能轻微地干预被征收人，对于公正补偿的标准，参见张千帆，《公正补偿与征收权的宪法限制》，载于《法学研究》，第2期，2005年。

[23]米万英：《澳门征用制度之特征及基本原则》，载于《澳门大学法学论丛》，第3期，2006年。如立法者在干涉由个人劳动所获得的有财产价值之物品或权利时，受到更强限制。

[28] 衡诸德国的理论和实践，宪法性法律所保护的财产权，可以由低一级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加以具体界定，不会对立法者的立法带来矛盾，但是由宪法性法律所保护的私有财产，被立法者通过法律或行政法规加以调整时，难免不会影响个人现有之私有财产的法律地位，这时，立法者不应恣意而为，必须遵循比例原则。[30] 12/92/M号法律第18条第2款也规定：公正补偿的标准不是抵销征用人将能获得的利益，而是弥补征用给被征用人造成的损失，损失以被征用财产的价值计算，为此需考虑做出公益宣告时存在的事实状况和条件。

看来，《土地法》的规定和《基本法》虽然基本上协调，但《土地法》需要适当修改以免误会。来源：《澳门法学》2013年第8期 进入专题： 宪法 私有财产权 财产权 。参见张千帆：《城市土地国家所有的困惑与消解——重新解读宪法第10条》，载于《中国法学》，第3期，2012年。此外，鉴于基本法在澳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在基本法生效之后，有关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理当符合基本法的要求，在可能的各种解释中，应选择符合基本法要求者，以便从符合基本法的角度理解和操作有关制度，在有关法律条文不能解释得符合基本法时，则需要根据基本法第145条第1款处理。

[2] Michael Sachs (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3. Aufl. München 2003, S.626. [3] Michael Sachs, Verfassungsrecht II: Grundrechte, Berlin/Heidelberg 2000, S.441. [4] Pieroth/Schlink, a.a.O., S.57 ff. [5] Lothar Michael/Martin Morlok, Grundrechte, Baden-Baden 2008, S.51. [6] A.a.O., S.335. [7] Christoph Degenhart, Staatsrecht I: Staatsorganisationsrecht, Heidelberg 2009, S.151 f. [8] Pieroth/Schlink, a.a.O., S.246 ff. [9] BVerfGE 104, 1/9. [10] Pieroth/Schlink, a.a.O., S.244 f. [11] Pieroth/Schlink, a.a.O., S.248 ff. [12]江平：《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载于《中国司法》，第7期，2004年。其享用应同时有助于公共副祉。

四、总结 通过对德国、我国大陆和澳门相关法制的比较性探讨，可以获得下列认识：第一，宪法规范尽管抽象概括，但仍然具有（需要经过解释操作发掘而出的）指示内容，对此，立法必须遵守。与行为自由以及生命或身体健康这类受保护利益不同，财产权只是由于法秩序而产生，通过法秩序将一定财产作为他的而赋予个人。

[10]为了符合宪法，征收必须满足下列要求：[11] 第一，只有议会立法才能确定将征收合法化的公共福祉，以及征收在何种前提下和为了何种目的和规划而得允许。征收只能经由法律或根据法律发生，其规定赔偿的种类和程度。